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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光的伦理——今天我们该怎样讲述大屠杀?

盂兰变:

关于在写作中怎么叙述历史这个问题,最近好像又一次走到了前台。

究竟应该在文艺作品中,如何叙述历史,尤其是历史中那些触目惊心的暗面,我们是否还有权力秉笔直写人类历史上最残酷、最暴虐也最黑暗的一段时间,两次世界大战后在整个西方知识界是经历过漫长的讨论和反思的。

的确,有评论者曾指出,当大屠杀题材开始成为好莱坞商业模式下的一种叙事元素时,大量表现暴力和残忍的直观镜头,它们所带来的视觉冲击感,是否变成了一种商业上哗众取宠、博人眼球的东西,成为一种叙事的套路和俗气,甚至于叙事者在这里是否已经成为暴力的同谋,是需要被质疑其创作的伦理道德底线的。

 

但是,请注意,整个西方知识界之所以会提出这种质疑,并不是因为他们觉得影片里有关死亡和酷刑的场景让他们觉得不舒服,而是因为这种直观的血淋淋会遮蔽一个更深刻的问题,即大屠杀究竟是怎么发生的,以及它究竟为什么会发生

 

汉娜阿伦特曾说,这场惊骇的人间惨剧带来了深刻的话语资源,大屠杀是独裁政治、种族歧视、道德失序、民族仇恨、野蛮战争、理性的倒塌、良知的泯灭等种种“恶因素”的混合体,而屠杀本身仅仅是其脆弱的表象。

 

因此,人们要做的是超越屠杀的脆弱表象,从直观的镜头下重新构建出,一个能够帮助我们认识并还原大屠杀本身的复杂性的自由空间;而不是说,要对这段历史避而不谈。

在这里,推荐两部有关大屠杀的电影,阿兰雷乃的《夜与雾》和朗兹曼的《浩劫》。有兴趣的朋友不妨一看。

 

在写1936的时候,曾说过如果有一天要开始写wg或者大屠杀,那么我会尽量回避所有直观的描述,而是用更巧妙的切口触及问题本身。比如一本当事人历尽千帆后的病历,比如主人公看到欧洲四通八道的铁路网时下意识的思绪。

不直观地描写血和暴力,是因为希望叙述不只是止步于惨剧本身,而是可以更往下走,问出“身为理性人的我们,为什么会做出这种事?”。

但是,不直观地描写血和暴力,并不代表我们要对这段历史避而不谈,仿佛它从未发生过。

 

如果不是基于希望对历史本身进行更深层的发问,只是单纯地因为“我不看虐”,或是“我拒绝一切不是糖的叙述”——那只能说虽然这是读者的一种自由,但是请在要求这一自由的时候,不要再扯创作伦理和历史观两者来垫背了。

 

一直觉得学术研究在这个时代仍有其价值,是因为它有自身呼吁和力求表达的东西。而作为掌握学术话语的青年学人,则应该是在正确的道路上,使用这一学术资源的。传播经典,守卫理性,匡扶良知,这是作为一个能够享有良好教育资源的青年学人应尽的义务。而不是利用自己和读者间的资源不对等,来助长谬误和鬼扯在网络世界里的疯长。

 

希望在阅读中读到更多的糖,希望在写作中发出更多的糖,可不可以?

当然可以了。

只是在这个时候,你势必就得放弃一些原本曾刺激了你的想象力、有关历史的风起云涌。

相对于小两口平淡的相濡以沫和每日发糖,主人公会面对死亡、面对无意义的牺牲、面对绝望、面对无路可走,这才是参与到激荡的大历史中的生活的本来面目。

而这也是活在文青脑海中的四月天女神和困守李庄、重病缠身的林徽因之间的区别。

 

不然的话,你只会遭遇自己把自己困住的写作陷阱。不止一次看到有作者公开或者半公开地明言,觉得自己的故事没有往前走,剧情和感情都没有参与度,发糖只是写作的例行任务,也不止一次看到有读者说觉得有的文,毫无节制地日常例行发糖,把原本有逻辑有深度的叙事,撕扯得支离破碎;也不止一次地收到人气作者发私信来问,自己的文觉得完全写不下去了,甜是够甜了,但找不到亮点和冲突该怎么办。

也许在写作中,有的东西必须是有取舍的。

 

最后,“糖”在写作中,不应该被塑造成一种政治正确。

就像西敏司所写的那本《糖与权力》一样,那种对“糖”毫无节制的强制性要求,只让我看到一种流行在写作圈子里的权力运作结构。

以及,利用百度百科来找资料写文,真的不是个好主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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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是那句老话,不用夸我,不用爱我。如果觉得这篇lof没有鬼扯,请传播它,让它走得更远吧。 

 

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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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静水深流香茅薄荷 转载了此文字  到 碎碎念
    竟然找到了这些……果断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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